《无间道III终极无间》中内地的陈道明代表着正义的力量

内地角色换新样

当年的香港人把内地人视为“土鳖”，自身却散发着洋气，内地客与港商做买卖，染个“香港脚”回去都算得上荣光。七十年代还有股偷渡香港的黑潮，连日后的大佬吴锡豪都席卷在内，香港人叫他们“阿灿”，大多是好吃懒惰又一心求财的家伙；麦当雄后来搞《省港旗兵》，内地人又成了“大圈仔”，仿佛来香港就是为了作奸犯科。

周星驰的本领是开涮，涮自己也涮内地人，赌圣星仔与国产凌凌漆，都是“阿灿”式的赴港小民；杜琪峰的回应是冷眼，不回避却带些恐惧，暗夜杀手和疯狂劫匪，都是“大圈仔”的另一种化身。带有色眼镜看内地人是那个时代的症候，即便《表姐》让郑裕玲拿了影后，角色还是逃不开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的熊样。

搞不懂是港人掉价了还是内地人升值了，有一天格局翻转了，有钱人都成了内地帮，穷酸者却成了香港佬。前者挺直了腰杆，身份从“大圈仔”换成了“内地公安”，往日的对立也跟着变作了“协同作战”。至于邱礼涛的镜头下，蜂拥而至的“北姑”辛劳作业，抢了港女的饭碗，逼得她们只能去企街了。

当自信满满变成了无边忧患，港人匆匆摘下了自己的有色眼镜，眼神里却多了迷茫。对他们来说，今日的内地人是伙伴，还是竞争对手呢？

今时今日的偶像们还有谁能表演出发哥的神韵？

断代时节人青黄

“光头神探”麦嘉的家中嵌着一副对联，上书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葬旧人”，那本是昔日自勉的言语，晚年竟成了无奈的墓志铭。彼时的港城风云激荡，新人层出不穷，偶像力保地位，一种无形的竞争力背后，是新老两代共谋而生的繁华影像；今日之香江徒留喧嚣，新人哗众老者退场，好一幅星光渐淡的摸样。

昔时的偶像，是邵氏片场跟班的青壮武师，是TVB无线演艺培训班的青涩少年，是镁光灯下华丽转身的香港小姐。他们踏身银幕之上，是狄龙、姜大卫的剑影刀光，是周润发、李修贤的荡气回肠，是周星驰、梁朝伟的嬉笑怒骂，是梅艳芳、张曼玉的绝世芳华……在香港电影主打明星的年头，这些身影平添了影像的重量。

时光流逝，90年的维多利亚港见证了偶像的断代史，离了TVB这个“黄埔军校”，新偶像的衍生渐渐走了样，纵有“英皇”的包装给他们改头换面，英俊的面庞之下大多还是白纸一张。他们多了一份幸运，却少了一份历练，演技平平，仅能靠绯闻跻身上位，去完成他们蹩脚生涯里的哗众之举。这些少年易红却也易毁，某日“艳照门”寒流袭来，娇嫩的身子瞬间落的东倒西歪。

港片从年产300部滑落到今日的50部，老偶像等于没了闲饭，有的做幕后有的干脆退隐，无奈新人难扶，天命之年的一代只能咬牙守局。放眼金像奖，内地女星四年连庄，老男人仍在压场，至于最佳新人，也只能颁给那个永远红不了的徐子珊了。

《阿飞正传》里每个人物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

镜中港城难再现

1997年，万般惆怅的王家卫离开了香港，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大瀑布下度过了几个月的寂寥时光，他说他想逃避，因为他不知道香港在七月一日之后会怎么样。其实那又能怎么样？反正时间错位了，空间也跟着错位了，王家卫的镜头里，从此没有了属于香港的鱼丸摊、杂货铺和那幢重庆森林大厦。而那些胶片，要么反转到摇曳的旗袍时代，要么干脆离了故土，去到了飘散着蓝莓味道的美利坚。

2001年，麦兜走了长长的一段路，脚印踏过了山顶、长洲、南丫岛、离岛码头、天星码头……旺角和深水人潮拥挤，街市与巷道店铺林立，李丽珊拿了奥运冠军，麦兜迷上了抢包山的游戏。八年后，麦兜决定跟这一切说再会了，落足点变成了武当山，香港的轮廓也渐渐的淡出了画卷。有人怪麦太走得太坚决，其实又何必呢，香港的面档和茶餐厅赚不到钱，北望神州还不是为谋生活的无奈之举？

王家卫离开了还会回来，麦兜绕了一圈决定归家，映像中的港城却不晓得已沦落何方。陈可辛抛却了时代底色，让角色披上了厚厚的古装；尔冬升决绝了内地票房，也免不了东渡日本的孤身惆怅；余力为漂洋过海来到南美，搭建的是看不到未来的塑料城市；至于那个温情脉脉的许鞍华，也百无聊赖的陪着发哥在上海的公园里浅吟低唱。

不晓得谁还稀罕把镜头对准维多利亚港湾、青马大桥或者九龙公园，也不晓得谁还会留意那些天星小轮和双层电车。香港的痕迹已经渐渐从胶片里抹去，即使偶有残留，也大多是关于天水围这种见报率高的角落罢了。

人在异乡，中西文化的冲突，曾是港片的中心论题

本土文化俱湮灭

米字旗降下，五星旗升起，香港终于改朝换代，文化也期待着认祖归宗。电影的记录总有些怠倦，譬如驻军怎么办，警察怎么办，赌马怎么办，黑社会怎么办？谁都知道还有个“50年不变”的缓冲期，却像个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缚住了。

陈果很烦忧，因为原驻军散了；王晶也拘束，赌神也无奈地换成了雀圣。香港电影开始少了Daddy和Mummy的嗲声嗲气，今日起个英文名也不显得荣光，往日混杂的粤语和英文也被清一色的普通话掩盖。张婉婷也不再乐意拍移民电影，而是玩起了北京摇滚，香港回归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，容不得她那份难言的惆怅。

印象的香港电影有西方的直白，也有东方的含蓄，传统与现代并存，西化与守旧同在。钢筋水泥的住房里，那些老人还少不了供着菩萨；身着制服的皇家警察，也忍不住抽空祭拜下关二爷；妖兽出没在繁华都市，捉妖人拿的是符咒用的是土法。西式炸鸡与中式烧鸭店面相对，《鸡同鸭讲》就是东西合璧的香港画卷。

当上海速度赶上了香港速度，都市感已经不再是香港的专利，随便摘出一个电影场景，都有了架空地域的嫌疑。我们今日已经分辨不出哪儿是北京，哪儿是香港，内地人不再老土，洋人也遍地落脚，香港，已经成了一座内地城市。

回归是个很沉重的话题，合拍是个很无奈的趋势，如今文化也跟风，那边学国语学得轰轰烈烈，我们学英语学的疯疯癫癫，这是不是一种病呢？

小人物卑微、辛酸却不乏大抱负

港式励志今何在

不是每个香港人都像麦兜那样没追求，星爷就是个例子，那年他还是个“死跑龙套的”，就习惯性的捧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，逢人便说：“我是一个演员”。谁都忘不掉尹天仇面对大海的那声呼喊，小人物总有大抱负，为了“国际化”会把名字改叫NO.1，某天被踢出局，右手还拼命捏住剧本撕下一片。

吴宇森的憋气是出了名的，四十岁成名前已忍了好多年，等到《英雄本色》终于可以一展报复了。那一夜香港所有店铺的风衣、墨镜销售一空，港人爱上了小马哥，也深深的记住了那句“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我了不起，而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”。港人的励志手法就是如此干脆和单纯，神也是人来的，去做就好了。

张婉婷的“七小福”是翻腾的孩子，杜琪峰的“阿郎”是奔驰的车手，成龙的“家驹”是爆裂的刑警，黄霑苍凉的声音响彻耳膜，“沧海笑，烟雨遥，红尘应当记今朝”，令狐冲也跟着荡剑江湖，一展生平报复笑傲江湖。即使是尔冬升拍“三级片”《色情男女》，张国荣身上背的仍然是那种励志化的负重。

终于有一天人们开始讲“个性”，励志反成了“老掉牙”，某些导演还在寄望一下个人抱负，那种单纯奋斗的风潮已然跌落。今日关于励志的故事，能够拿来一谈的，也许只有那部充斥着无奈辛酸的《金鸡》了。

《甜蜜蜜》VS《投名状》 谁更值金像奖？

退化时代亦无奈

《无间道》不是绝世经典，《叶问》愧对最佳影片，许鞍华拍片只用50万，《赤壁》凭什么烧那么多钱？《双周刊》停了刊，文隽又辞职不干，尔冬升说已经没了港片，陈嘉上放言这不是问题，却是否晓得《新宿事件》平庸之极，《窃听风云》垂垂老矣，《麦兜》北上神州，也只能无聊的玩起了屎尿屁。

陈可辛狂扫金像，跑台跑到脚酸疼，拿奖拿到手抽筋，这是单纯的欢喜还是平庸的胜利？十年后的《投名状》与十年前的《甜蜜蜜》，哪个更对得起手中的奖杯呢？肥螳螂再战内地，票房拿了一亿余，女郎依旧扶不起，这是老牌的实力还是荒诞的结局？今日的《灵灵狗》与昔日的《赌神》，哪个更对得起票房的数字呢？

香港电影史上有三次“清洁运动”，现在也没必要了；香港市场上曾有四条院线，如今也破败了；香港银幕上有过无数类型片，时下也凋零了；香港金像奖表彰过的人才，离世的离世，远走的远走，妥协的妥协，为香港站岗的，也只有杜琪峰和邱礼涛了。不过看看《同袍》和《同门》，你就会明白“平庸”这种病是不分地界的。

以往的电影，看得到布景，看得到摄影，看得到表演，看得到剧本，如今这些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，我们看到的只有炒作与宣传，只有票房和金钱。既然制作费换来的是平庸，难怪文隽逢人就说：得到国际荣誉，失了“香港”这个品牌。